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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芳
关键词   校友
类别   校友会
发布时间   2015-05-26

 

我是1958年由黄村林校报送到北京林学院,是林58-3班的学生。经历过58年劳动下放,19603月抽调到林业系团总支做专职干事,和崔万增、倪航敏同志在一个办公室工作。后来根据学校要求,于19619月回班上课,跟随林59-4班学习,并兼任林业系61年级辅导员。1963年末毕业,分配到林业部调查规划局第二森林经理调查大队,简称二大队,做森林调查工作。

我一生工作三四十年,19642月至19708月在二大队工作六年多,占很小一部分。但是这段工作经历对我的影响之深、发生奇事之多,是其他工作阶段所没有的。本文想以个人的亲身经历,介绍森调队的野外工作环境和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活状况。

和野猪搏斗

1964年的外业调查地区在吉林省临江林业局进行。那年从贝里尼分去的大学生有几千名,都是新手。要适应调查队的工作,就得先进行业务学习。每年的工作地点不同,要求也有区别,这是上岗前的第一课。

然后开始外业的准备工作,许多是在室内进行的。 例如航空照片的判读,是在立体镜下进行的,这是一项很细致繁琐的工作。我很快掌握了目视立体,拿两张相邻的照片,直接用眼一瞪就能立体成像,大大提高了工作进度。整个准备工作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1964514日我们中队开赴外业第一线。我们四中队有三十五名干部,加上工人共计一百三十人。外业第一项工作时标准的练习,经过训练考察合格才能进行正式的调查工作。我们小队第一营区就设在中队部悦来栈。我是小队的政治宣传员,负责小队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政治工作。我是个助理调查员,负责测树工作,分配给我三个工人,每天带他们上山完成既定的任务。

调查队的劳保装备比较齐全,从狍皮褥子、蚊帐、大小背包到棉大衣、工作服、森工鞋、包脚布、裹腿、毡袜子、白纱布以及白线手套。

每天起床洗漱完毕,穿戴整齐、打上裹腿就像红军过雪山草地那样。吃过早饭带上午饭,背上饭盒水壶,拿上工具仪器就出发了。在林区离不开航空照片和手持罗盘,因为在林子里根本分不清方向。工人愿意跟我上山,因为我确定方位比较准确,迷不了路。在山里经常有迷路的事发生,在我们小队就发生过一次,一个小组天黑了还没回来,大家着急分头去找。夜里十一点了还没找到,只好等到第二天再找。天一亮三个人回来了。原来他们迷路了,在林子里生了一堆火坐了一宿。为了找到回家的路,需要沿着原路返回的,去时要在树上砍一块树皮做记号。除此之外,有预报下雨时还要背上雨衣,估计当天任务重可能拉晚时还要带上手电筒。肩两边挂满了东西,全副武装。

每天按设计好的线路进行工作,真是逢山开路,雨水架桥。遇到灌木丛需要砍出一条路,遇到浅水河趟过去,遇到水深的地方就在河岸边选择一棵粗一点的树伐倒。令其倒向对岸就是独木桥了。我们小队有个女同学王克溪,各自很高,就怕水不敢过独木桥。只好骑在独木桥上一点一点的爬过去。脸都吓白了。

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这是鲁迅先生的名言。在原始森林中也有路,但不是人走出来的,是动物们踩出来的。我们每天出发都是沿着兽道走,脚下都是枯枝落叶,踩上去软软的,走一天鞋都沾不上泥土,很干净。走在林间小道上真是一种享受。清新的空气、涓涓的流水、鸟语花香。真像老林业部长梁希同志所写的那句诗:“无山不绿,有水皆清,四时花香,万壑鸟鸣。”在林中,还经常采到新鲜木耳、蘑菇、猴头菇,这时白纱布就派上了用场,捡一大包带回去做菜吃。还能吃到从树上摘得榛子,从地上采的野草莓,吃不完就用大饭盒带回去分给大家。秋天还可以吃到红松籽,中午吃饭时捡几个松塔放在火里一烧,用脚一搓,红松籽就出来了,那种美味时市场上买不到的,格外清香。天气热,带的水不够喝,就用刀在白桦树皮上割一个口子,像南方割橡胶一样,白桦树汁就流出来了,直接用嘴去喝,清香甘甜。下雨时没带雨衣,就剥一大块桦树皮顶在头上。桦树皮可以撕成很薄的一层,当纸写信,厚一点的桦树皮可以制成书签,做成贺卡。有趣的事情还很多,当时任务重、工作累,没有时间欣赏那些美景。

有一天到吃饭时间了,找了个开阔的地方休息,放下背包、仪器,捡些干树枝准备生火热饭。我们两个女同志到旁边的灌木丛中去方便,回来时突然看见西北方向有一只大野猪,后边还跟着四只小野猪,正朝我们走来,情形十分危急。我们就大声呼喊,并随手从地上捡起树枝向它们砸去。它们不但没跑,大猪还冲着工人小刘身上扑过来,他急忙躲闪,在大家齐声呼叫中野猪愣了一下,掉头跑了。搏斗中小刘把手中的饭盒当作武器扔出去了。等野猪跑了他捡起饭盒,还在草丛中寻找着什么,我问他是不是把勺丢了,他说:“不是,我在找我的那块鱼呢。”原来那天中午带的是大米饭加红烧带鱼。外业吃的都是咸鱼,肉类都是罐头,蔬菜都是脱水菜,专门从上海采购来的,有茄子片、豆角、辣椒、大头菜等,吃时用水一泡,和新鲜蔬菜无太大差别。粉条、木耳、海带更是常备。整个外业吃不到新鲜蔬菜,无处采购,无法运输。大师傅每天换着品种给大家做饭。

和野猪搏斗的事后来让中队队长知道了,说我做得对。刚参加工作的女同志能那么沉着冷静不叫大家跑,而是齐声喊就对了。要跑的话,拉在后面的人准会被野猪伤害。平时我们一进山就大声唱歌,或者走几步就用斧头敲几下旁边的树,给动物一个警告:我们来了,你们快躲开。一般不会和野兽碰面。他们也怕人,听见动静就赶紧跑了。就怕闷头走,有一次我和李德华去补测一个点,任务量不大,就派我们两个女同志去了。在回来的路上,只顾说话,没给动物任何警告。德华走在前面,突然发现远处有一只大野猪在那边挪动,他大喊一声,返身扑到我怀里。我俩就站在那里一直喊,直到野猪离开,我们才按原定方向回到小队驻地。

一般近距离和野兽相遇的情况不多,远处山坡上经常看到狍子、松鼠、野兔,还两次看到过四不像和大动物搏斗最终被残食后的场景。地面被刨起一大片松土,只剩下骨架子和像鹿一样分叉的犄角,还有像牛似的蹄子。有个工人还把犄角捡回来,挂在帐篷外当摆设。后来搬家由于太沉只好丢弃了。

帐篷探亲

“帐篷生活二十天,恰似织女把朗盼,白天外出林相伴,日落西山才相见……”这是我爱人探亲离别时给我写下的留言。

在野外工作期间,夫妇探亲住帐篷,在森调队的历史上可能是空前的,大概也是绝后的,居然在我身上发生了。1964年我的外业工作地区在吉林省临江林业局,就在鸭绿江畔。当时我爱人工作单位是福建省地质局,他是搞矿区水文地质勘探工作的。两人的工作性质不同,南北气候相差很大,各自单位可以休探亲假的时间碰不到一块。当时规定夫妇分居的,一年一次探亲假,只能一人享受。如果等到我结束外业回驻地他又上山了。我爱人单位说只有七八月南方雨季时可以休探亲假,否则当年就安排不了了。可是我当时正在外业,交通不便,住宿也是问题。我不可能离开工作岗位请假陪他。后来经过向中队领导请示,同意我们在外业期间探亲。说老实话我是不情愿的,会给工作、给小队带来很多麻烦。再说我们出外业前都打了森林脑炎疫苗,他不可能打这种疫苗,会有危险。我们一个中队长的爱人就是被中队长带回家来的草爬子叮咬后得脑炎去世的。我爱人也是无奈之举,最后决定来找我。他从福建省大山沟里步行出来坐汽车、火车辗转几天来到临江,还要等有去我们四中队部悦来栈的货车才能进山。我们小队还要派工人去接他。

一般一个小队配备六七名干部十几个工人,外业中一顶大帐篷能住十几个男同志,自从有了女同志上山,另配一顶小帐篷。那年我和一个女工一起上山,她叫车金实是朝鲜族人,对我平时也很照顾。我爱人来探亲总的有个独立的空间吧,只好把她安排到男帐篷去住。在我们外业转移营地时也住过男帐篷,不过就是一个晚上好凑合。现在每天出外业,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湿,每天需要换洗,生活极不方便,想想真对不起小姑娘。因为我,给她带来的那么多困难和不便,她仍然无怨无悔,跟随大家完成了外业工作。

那时工作任务重,没有每天工作八小时的概念。每天六点钟起床,吃完早饭后七点钟出工,一天任务完成后才能回来。到新营区先就近工作,越到后来跑的空路就越远。为了避免第二天少跑远道,必须完成当天设计的任务。若估计天黑前回不来,就带上手电筒。没有固定的公休日,只有雨天或者搬家后第二天休息一次。

就像我爱人写的那样“白天外出林相伴,日落西山才相见”。我们每天上山他就只能和厨师作伴。当时三道阳岔营区有一个用于森林防火的瞭望塔,他实在无聊就爬上瞭望台自己去看山景,每天就这样打发时光。我就对他说:这里空气新鲜、环境优美,是个休息疗养的好地方。有一天他要求和我一起进山我答应了,可他没有我们专业用的森工鞋,只好穿我的。那时他很瘦竟然也穿进去了,一天下来他的脚上磨出了泡。但他却体会到了我工作的艰辛,更加关爱我了。

我们大约二十多天需要移营一次,他正好赶上。移营前两天要派人选址,清整场地。搬家当天要早早起床,打好各自的行李,折帐篷,扒锅灶。工具,仪器,以个人能够背动为限,全部捆绑打包。这次移营我最大的欣慰是爱人不但给我背了行李,在我特殊生理期他还背我过河。说到背行李这里还有窍门呢,工人用木棍做成“背夹子”每人一个,把行李放在里面可以使重心上移,就不觉得沉了。走路时还要找一根木棍当作拐杖,一是可以减轻腿部的重力,二是可以防止路边草丛里蛇的攻击。

到了新营地后,先搭帐篷,要选粗细合适的小树,砍下来做为帐篷顶子的大梁,两边支柱绑扎好,一拉就把帐篷顶子支起来了,四角用绳索拉紧,木桩固定,四周还要栽立柱绑好帐篷围子,再把顶子和围子绑扎好就成了。为了通风和降温帐篷围子可以随时解下来。剩下来就要在帐篷内搭床铺了。砍一棵粗三十厘米的树,锯成四个和床一样高的木桩做立柱,在上头断面砍一个凹槽架上横木钉牢,再纵向铺一排长两米、粗五厘米左右的细杆做为床板。(那时每到一个新的营区,建帐篷都需要砍伐很多树木,也觉得心痛,不符合保护森林的原则。由于当时条件所限,不得已而为之。)还要捡一些干草垫在上面,再把行李包布和狍皮褥子铺好。鸭绒被要自己买,六十块钱一床,我没舍得买,因为我刚参加工作不久,我祖母去世了。为了帮助父亲还埋葬祖母欠下的债,我已经登记的鸭绒被转让给别人了。从此我几年里都是背着又厚又重的棉被子上山。当时有句话:森调队员“三件宝”,狍皮,鸭绒被,破棉袄。俗话说:冬不坐石,夏不坐木,防止得痔疮。有些老队员得了痔疮用一块皮子拴在腰上随时可以坐下,就像是小孩子用的“屁股帘”一样,整天带着走,很好笑。

搭完了床铺还要按炉子,炉子是用铁皮制作的可以折叠,用几个铁棍一插就支起来了像个大铁箱子。按上烟筒通向帐篷外。夏天也要生火,开始 烤帐篷内的湿气,烤衣服、鞋袜。淋雨了,趟露水了,还要烤膝关节,防止关节炎。生火还有驱赶动物的作用。还要准备木柴,找枯立木,风倒木,劈成柈子做饭也要用。帐篷四周还要挖排水沟,打防火带,把周围杂草灌木清理干净。搭建男女厕所,帮大师傅搭伙房帐棚,用石块砌炉灶。

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在帐篷内用大小木棍搭设储物架。放饭盒、脸盆、图版、仪器等杂物。这种技术很有用。1971年我刚调到露水河林业局时,给了一间新房,除了有火坑之外,一件家具都没有。我们就把外业的生活技能用上了。从木材厂买来板皮子(供烧柴用的)锯巴锯巴,有的做立柱,钉到屋里地面上,横竖架上几个板条搭成几个储物架。在城市,在农村都没有这种物件,但帮助我们解决了生活上的临时难题。

我爱人住了二十来天,假期满了。我们小队长梁在吉还派一个工人陪我把他送到临江铜矿上汽车,因为返回小队时必须两人同行(从安全上考虑)。我爱人探亲给小队工作带来很多麻烦,我深表歉意。

被狗熊追赶

1965年我在火车上生完孩子之后,把孩子放在我父母家寄养,1966年就照常上山搞野外工作了。当年工作地区在大兴安岭呼玛县,我们小队具体工作地区在额尔古纳河上游,位于大兴安岭北坡。大兴安岭的树种比较单纯,最有特点的是樟子松又称美人松,金黄色的树皮在阳光照耀下一片金光灿烂。还有在山顶地带分布的偃松,呈灌木状,用刀都砍不断。春天遍山开满杜鹃花非常美丽。

大兴安岭沼泽地比较多,通过时沿着塔头草小心踩稳才能过去,不然就陷进去了。浅得过小腿,深得过大腿,自己拔不出来,需要别人帮忙才能拽出来,像电影〈长征〉中过草地时的那种情景一样。穿的高筒雨靴经常灌泡,坐下把水倒出来,穿上继续走,一天回来脚都泡滥了。秋天露水大,每天裤子都是湿的,遇到草高的地方连上衣都打湿了,只好等太阳出来晒干,或者靠自己的体温暖干。

最讨厌的是蚊虫叮咬。小咬,直到嘴里、鼻子里甚至眼睛里钻;蚊子嘴很长,戴白线手套也照样挨咬;“刨锛儿”形状像苍蝇,咬人特别疼;还有牛虻。做记录时,常受到干扰。实在没办法了,就向工人要根烟点着叼在嘴上,是不是吸一口,吐出点烟来驱散落在脸上的蚊虫。

要特别提防草爬子(森林壁虱),每人外业前都要打森林脑炎疫苗。草爬子带毒率千分之一二,二大队历史上有几个老队员是被草爬子叮咬后得森林脑炎去世的,都很年轻,很可惜。所以每天上山前,穿衣服要扎紧“五口”——打上绑腿扎紧两个裤口;系上衣袖上的扣,带上手套,收紧两个袖口;还要用白纱布围在脖子上系紧领口,防止草爬子钻进衣服里。回到帐篷要脱掉衣服互相检查,如果发现皮肤上有草爬子叮上,不能往外拽,否则只能拉出它的尾部,头就烂在人的皮肤里了。要用手拍打,它一疼就退出来,或者用烟头烫它,一疼它也就出来了,然后放到炉子里烧死它。

工作地区是无人区,如果见到人比见到动物还可怕,整个外业没遇见过一个外人。每年冬季为第二年外业做物资准备。冬运人员把物资按需要在每个中队合适的地点设立中心库、分库。搭一个帐篷存放,无人看管。各小队派人去背东西时,留下字条或在账本上填写所取东西的名称、数量,领取人签字就行了,从没错过帐。

1966年使用的是抽样调查方法。二大队和林业部十一大队(绥化)搞会战。我们小队有二大队四人(王克溪、倪鼎泰、翟喜根和我),十一大队三人(陈殿和、董喜莲、李秀石)。条件艰苦交通不便。当时我担任女子小队队长,从组织生产、安排生活到安全教育样样都得管。每月还要派人去中队部领工资,发取信件。

有一天我们中队长黄利燮(xie 四声)到我们小队检查工作,跟随我们小组出外业。每天开始工作需找调查线的起点,先从照片上找到有明显地物标的地方,再到实地找到相对应的地物标,必须正确无误。他们还在讨论,我一个人手握照片就走到一个山坡上,找到了照片上那块林中空地。空地南北也就百十米远,突然我看到在北面林缘躺着一大一小两只棕熊,正在晒太阳。看见有人过来,大熊赶紧跑到林子里边去了,可那只小熊真是初生牛(熊)犊不怕虎,朝着我就追过来了。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赶紧往下跑,脚下被树枝绊了一下摔倒了,一轱辘爬起来跑到其他队员跟前,几个人一起喊。结果小熊一愣神就窜到旁边的一棵小树上,它在树杈上冲着我们叫,大约僵持了几分钟,有个工人要去抓小熊,黄队长不让逮。因为他是老调查队员有经验,说你要把小熊带回去,晚上大熊准会找到那里,趟平我们帐篷,会伤人。队长让我们往后退,大概退距小树三十米,小熊刺溜一下下到地上,朝它妈妈的方向跑去,钻进林子不见了。当时吓得我们心都快跳出来了。绝对没有在城市动物园观赏狗熊时的心情。也没有过多的议论。稳稳神,就开始继续工作。完成当天的工作后才返回营地。

通过几年的野外工作经历,我深感做一个祖国建设时期的游击队员同样不容易。记得在北林上学时看过一个电影,是写地质队员的事。有一句话:“有女不嫁勘探朗,一年四季守空房,有朝一日回家转,背回一包破衣裳。”想想我们森调队员的工作何尝不是如此!在老队员中流传着一句话:“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走近跟前一打听,是搞森林勘探的。”每年四五月份踏着膝盖深的积雪进山,十月份再踩着冰渣回来。他们的家属在男人半年的外业期间都要学会面对生活的一出难题,独立承担家庭重担。她们也为祖国的森调事业做出过间接贡献。

当年我们为什么能做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整天保持乐观积极的精神状态,那里需要哪里去,打起背包就出发。就因为我们心里想的是个人的一切必须服从祖国的需要。我们一直遵循着顽强善战、严谨求实、甘于奉献的森调精神,把我们的青春年华,贡献给了祖国的森调事业。

 

 

作为一个职业女性,面临“结婚”、“生育”、“养育”人生三大课题。我的结婚是“先结婚、后登记,领证我还没有去”,碍于篇幅限制,这里不再介绍。下面就“我把孩子生在火车上”、“一个对孩子没有尽到养育责任的妈妈”为题,说说我个人的生活经历。

 

我把孩子生在火车上

 

在六十年代,女人分娩都是在医院里,农村人也有在家里找接生员接生的。然而我却把孩子生在了急速奔驰的火车上。在人多拥挤的车厢内,在大庭广众之下,一个女人是如何把孩子生下来的,谁给接生,孩子出生后如何处理,母子都否平安就成为头等大事。俗话说女人生产是闯鬼门关。遇到难产可能丢了性命,我是怎么闯过这道鬼门关的,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我是1965年怀孕,预产期是十月二十号。当时我爱人在四川省地质局110地质队,地点在西昌盐边县。一个大东北一个大西南,相互探亲,乘车路上单程都要走七天。我是北京林学院1963年的毕业生,当时分配工作的原则是服从国家需要,从不考虑照顾夫妻关系。刚到单位不久四川省林业厅发来商调函,为照顾夫妻关系,要调我到四川省去工作。领导找我谈话说:你刚刚参加工作就调走影响不好。从此我们夫妻就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到我临产前,我爱人也没请下假来,由于他是个孤儿。我们就决定回天津我父母家生孩子。

国庆节后我们单位大队长赵庆和同志和业务科长金永国同志要到北京林业部开会,为了路上有人作伴,我说好和他们一起走。2号晚上7点上的火车,因为他们出差,也帮我买到一张卧铺票。晚上10点多我开始肚子疼。第一个孩子自己也不懂,还反复去厕所,蹲在那大风倒灌的厕坑上,实际上羊水已破。后来想想都后怕,要是蹲着时婴儿生下来就会掉到疾驰的火车下的铁轨上了。东北十月天气已经很冷了,着了风就可能没命了。后来实在疼痛难忍就去叫大队长他们。他们说这是要临产了呀。便赶紧去找列车员,算我幸运,列车员没费周转就找到一个长春铁路医院的助产护士。(因为那时铁路上工作的不要票,只看证件。列车员记住了她的卧铺号)她是一位三十来岁的母亲,带着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列车员把我领到一间软卧包厢里,包厢上铺放着一个盛放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大木盒子。助产护士先给我身下垫了一块油布,然后用酒精消毒了双手。在她的帮助下我于3号凌晨140分,顺利产下一名男婴。过了一会胎盘脱出,助产护士十分专业,还仔细检查胎盘是否有破损。此时距预产期还有18天。

为什么孩子生的这么快比预产期早?这和我孕期工作任务和生活环境有很大关系。1965年全体外业人员都上山搞野外森林调查去了。大队中的部分不上山人员留在原驻地图门和洮南。等下山后全部人员才集中搬到延吉市,所以当时延吉搞建设、管理财务的留守人员很少,单身更没几个人。没有食堂,大家只能到街上自己买饭。每天要走一二里地去吃饭,一天三趟,酷暑寒天,风雨无阻。那时还没有适合储存的熟食,更没有微波炉电烤箱之类的。加上怀孕期间妊娠反应,有时懒得走,就啃个凉馒头。有时生点木柴,煮点面条,热点饭,还有人反应我占公家便宜,更没有人过问我在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有个同事叫牛芝屏说我怀孕期间就爱吃凉馒头。那实在没有办法啊!一想起这事就心酸。别人怀孕有多种补养,有亲人百般照顾,我啥也没有补养过。所以孩子生出来只有五斤四两,刚够及格。另一个原因就是:分配我负责家属搬迁的户口转移和儿童转学的工作,每天跑派出所、教育局、中小学,正值暑假期间,找不到人,有时要跑很多趟才能办妥。一直到九月三十号那天,上班还到外面联系工作。有人还叫我再过几天把工作全部办完再走,可是那样就没有作伴的了。还是先荣队长坚持叫我别拖了,赶快走吧。由于孩子得不到营养,身体瘦小。孕期活动量大,我分析这就是我顺利生产的原因。但是太快了还没等我到家孩子就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孩子生完之后,列车员、列车长都来看我,并说和长春联系好了救护车。助产士把孩子带的饼干给我吃。列车中途到达吉林市站,停靠时金永国科长下车到站台上给我买的热鸡蛋。使他们的无私帮助使我渡过了难关。我从内心感谢他们。

回来前我做了一点准备,那时每人一年发一个棉花票,只能买半斤棉花,我用一个旧单人床单做了个小棉被。拿一个外业时带饭用的饭盒带,还有一包外业发给女同志用的药棉,想不到这三件东西都成了急救用品。

十月三号早晨六点三十六分列车到达长春站,我穿好衣服,怀抱婴儿,自己走下火车,助产士过来要背我下车,我觉得自己能走。下到站台上,也就两三分钟救护车就来到了我的面前。护士接过婴儿,把我扶上担架送上救护车。救护车直奔长春市妇产科医院。我们队长科长陪伴到医院,为我办理住院手续,还帮我退了火车票。大队长给单位打电话,叫单位派专人来长春照顾我,之后他俩才去北京开会。

七点十分我住进了医院,先把我推到了分娩室,为我重新做了消毒清理,又挤出了好多羊水,缝合了撕裂的伤口,整个过程疼痛难忍,比生孩子时还要难受。十点钟进到了病房,我像做了一场梦一样,委屈无奈,我们娘俩住进了远离家乡有无亲人陪伴的中途医院,既无爱人的安慰体贴,有无亲属的周到照顾,当时的处境可以想象。第二天我趴在枕头上含着眼泪给父母写信,告诉他们这一切。还要感谢单位领导派的人第二天就赶到医院专门来照顾我,她就是我一起分配来的同学同事又是我的亲密室友––王克溪同志。她还为我带来了家属们送来的小孩衣服和卫生用品等。当时医院的大夫护士、同病房的病友们都很感动。说我遇到这么好的单位领导。当时医院不用家属陪床,她就在附近的旅馆里。每天探视时间来看我,帮我给家里发电报、信件。家中接到我的电报非常着急,当时父亲在外地出差,母亲是个家庭妇女没有出门经验,弟弟妹妹还小,离不开人。通讯又不方便,干着急。多亏单位派人来照顾我。就是给我爱人发电报也回不来,他是指望不上了,只有自力更生了。

在医院得到了精心的护理与治疗,护士对产妇的照顾无微不至,不但把饭菜送到病床前,连大小便都帮助处理。(当时我做了缝合手术,下不了床)一旦自己能扶墙下地了,我就坚持自己去楼道的公共厕所。当时护士们十分敬业,连产妇换下来的卫生纸都要放到鼻子下认真地闻一闻,以便及早发现病兆。经过七天按时拆线,可以出院了。同事给我买好车票,于109号下午又乘上18次特快列车,但是没有买到卧铺票,只好到车上补买了卧铺票。当时的座位离车厢门很近,风比较大,列车员还把她的休息室让给我。地方很小,就一个座位,一张小桌。我就把孩子放在小桌上,关上门,起码不受冷风的侵袭。直到补上卧铺票才离开。

一个出生仅五个小时的婴儿,从火车上下来上救护车,进医院住进婴儿室,七天以后又从医院出来坐出租车,又上火车。东北十月的天气已经很凉,人多嘈杂,孩子经不起这么长途折腾,病倒了。孩子夜里哭闹不吃奶,一摸浑身发烫。当时没有办法,只有坚持吧。火车到天津站已经是十月十号上午十点多钟了,我母亲早已在邻居的陪同下等在那里,然后打出租车回到家中。把孩子往床上一放,就看到孩子翻白眼了。发烧412,又是邻居帮助我妈妈把孩子送到天津市儿童医院,经检查孩子得的是新生儿肺炎,还有败血病,当即收治住院。我的心都悬起来了,住院不让家人陪伴,只是探视时间我父母去看他。孩子生下来体重5.4斤,住院后剩下4.8斤。我在月子里又不能经常去医院探视,每天以泪洗面,虽然没有孩子的拖累,精神上的痛苦比身体上的辛劳更难受。度过漫长的煎熬等待,经过儿童医院的精心治疗,十八天后终于可以出院了。我也快满月了。因为没有哺乳,奶水都没有了,全靠人工喂养。这是一件很繁琐的事。整个过程爱人都没有见上一面,通一封信也要十天半月才能收到。都是父母、妹妹。弟弟给我帮忙,遇到那么多好心人,赶上好时代大力发扬雷锋精神,正是那些好心人的无私奉献,给我解决了很大的困难。使我顺利度过一个个难关。古人说:“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在当时的情况下,好像连句谢谢都没有顾上说,更没有给他们一分钱的红包。想起这些我就十分内疚。我曾经给中央电视台夕阳红栏目、长春电视台投过稿,我爱人当时给人民日报投过稿,均未被采纳。

2005年我和爱人专程去了一趟延吉市,去原单位看望老同事、老同学。拜访了已经退休的大队长赵庆和,当面向他表示了感谢。了却了我四十年的一个心愿。科长金永国已经不住在延吉市了,没有见到,只能留作遗憾了。其他人无名无姓无地址,我已经没有能力找到他们表示感谢了。现在我只能默默地祝这些好心人––我的恩人一生平安,生活幸福,我一生都会感谢你们。

如今在火车上出生的儿子就快五十岁了,在大学教书,在英国留学一年,做了教授、博士,当了科研处处长。工作很忙,对我也很孝顺。我经常告诫他:不要忘记那些好心人,要力所能及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这是我的一次人生经历。每当我对别人讲起这件事时,就是对人生灵魂的一次洗礼。

 

一个对孩子没有尽到养育责任的妈妈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在那个热火朝天、轰轰烈烈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妇女地位空前提高,我作为一个女同志感到一种压力。我自小接受党的教育,得到国家的培养,保送我上了大学,成为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为此我十分骄傲和自豪,一心想报效国家。参加工作以后只做了一年的森调队野外工作,本想在第二年再大干一场。但是有了孩子,以后还能不能参加外业工作?在人生道路的十字路口如何选择?第一年那么艰苦的森调野外工作,并没有动摇我为祖国森调事业贡献力量的决心。一心只为工作着想,不能让家庭和孩子拖住后腿。一个女同志做好同样的工作,要比男同志付出更多的努力,克服更大的困难。

摆在面前的是孩子怎么带?我和父母商量,根据夫妻分居相距甚远的现实情况,我提出三种方案:第一,我一个人把孩子带回单位照料。但我看到别人夫妇俩弄一个孩子还手忙脚乱,感觉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人工喂养的孩子容易闹病,怕自己照顾不好他。另外这样我就不能出外业了,自己学了7年的专业知识就荒废了,对不起祖国对我的培养。第二,叫我母亲随我去单位帮助我带孩子。虽然母亲是家庭妇女不用上班,但弟弟妹妹都还小,在上中小学,也需要人照顾。父亲又不会做饭,几个人的生活根本无法料理。我把母亲接走为我一人方便,未免太自私了。所以这个方案也行不通。第三,把孩子寄养在父母家里,我一个人去上班。我尽管看不见孩子会十分牵挂,也考虑到母亲会很累,但是母亲为了能让我安心工作,就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当时母亲四十五岁,她说:“就当生个老生儿子养吧。”虽然困难重重,也只能如此。当时我还幼稚地认为,缺少我一个人的爱,家中那么多人会给他更多的爱。多少年来我父母全家疼爱我的儿子,没有让他受任何委屈。用我父亲的话说:“缺爹少娘的孩子一哭就觉得可怜,见不得孩子哭。”至今我看到当时父亲给我写的信,仍会默默地流泪,甚至有时会失声痛哭。我父母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我的孩子身上,以致怠慢了我的弟弟妹妹。

当时认为最好的选择,实际上是最不合乎情理的,是错误的。我对不起我的儿子,虽然给了他生命,在经济上尽量满足他,但没有尽到做父母的责任,欠了感情债。十年来没有去学校为儿子开过一次家长会,没有接送过儿子一次上下学。每次回来探亲,虽尽量陪他出去玩,但毕竟时间有限,与儿子缺乏沟通,造成亲子间的感情缺失。十几年的生活使我认识到:父母与孩子的感情是任何人也替代不了的。这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而且是无法弥补的。以致我母亲去世时儿子伤心地感叹:“姥姥走了,以后再没人疼我了!”得知了儿子的感受后,我感到无比心疼。原来他并没有把我俩当做最疼他的亲人。我的傻儿子啊,妈妈爸爸永远是最爱你的,你怎么感受不到呢?

下决心把孩子留在父母身边,并为儿子报上了天津市的户口。在那个计划经济时期,买什么都要票、要证。没有户口就少了一份供应,生活就缺乏保障。这件事还要感谢我的同学张桂琴,她在天津市政府工作,了解当时的国家政策,告诉我们:夫妇俩从事野外工作的,把孩子寄养在双方父母家里,可以在所在地落户。我俩正好符合这个条件,便顺利地给孩子报上了天津市户口,落户在我父母家。从此我们一家三口,三地分居,三分户口。论条件,天津市比我们边疆好很多,将来孩子成长有个好的生活条件和教育环境,这也算是一份安慰吧!

当时产假有56天,根据我在火车上生孩子,身体恢复不好,儿子出生后接着又住院的特殊情况,加上我1966年的探亲假,向单位申请同意春节后回单位上班。

1966年的正月初四离开了三个多月的儿子,心情十分难过。面对襁褓中的儿子,强忍眼泪,告诉他:“妈妈走了,你要听话,吃好睡好,快快长大......”多想再看孩子一眼,再多说一句话,怕忍不住哭出声来,为了不让我父母惦念,也怕误了火车,赶紧扭头走出家门。父亲和妹妹送我到火车站,一再表示让我放心,他们不会让孩子受委屈,我相信他们的话。火车开动后,我的眼泪止不住落下来,面对车窗外满脑子都是孩子的音容笑貌,不想吃、不想睡,反复思考我做的对不对,好不好?

回到单位后,每到夜晚或有空闲的时候,就看看儿子百岁照片发呆。我曾在日记中写道:“儿子,妈妈在3000公里以外,每天都在惦记你,我的好宝宝。愿你好好听话,快一些习惯妈妈不在你身边的生活。吃好、睡好、壮实些,好让妈妈放心。你生下来先天不足,身体病弱,是妈妈没有尽到责任,长大了你会恨我吗?我的孩子。家属院的家属们经常问我:孩子那么小,丢下行吗?你舍得吗?面对他们我只能说:行,舍得。孩子,那不是妈妈的心里话,我知道自己在欺骗自己,自己安慰自己。妈妈哪舍得离开你呀,不是妈妈心狠,我实在是没办法啊......”。(摘自1966128日日记)

因为每天想念儿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工作。后来自己冷静思考,既然已经决定了的事,就要坚持走下去,不能让个人感情影响工作。想想革命先烈江姐、杨开慧等为了革命工作早早离开孩子,抛头颅洒热血。“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我体会牺牲不光是肉体上的,还应该包括精神上、感情上的。想想这些,心里就不那么难受了。

1966年外业成立了女子小队,我被任命为女子小队的小队长,做了一个妈妈队员。我知道二大队当时有个叫马佩娟的,也是妈妈队员。她的父母爱人孩子都在当地一起生活,像我这种情况是独一无二的。由于工作忙任务重,把对儿子的思念只能深深地埋在心里。

我们夫妻分居八年。1970年我被分配到吉林省露水河林业局,直到1971年女儿出生后,爱人才调到我单位。考虑到山区的生活条件差,考虑到我父母的感受,因为儿子已经成为老人生活的一部分。儿子对我们的感情远比不上对姥姥一家人亲,他们相互依存难舍难分,另外我二妹和弟弟都上山下乡去了外地,只有小妹在郊区上班,每周才回来一次,儿子就成了老人的精神寄托。再说为了保住儿子的天津市户口,以便将来有个好的教育环境和生活条件,不能让他去跟我们受苦受罪,所以我决定让儿子继续留在我父母身边。将来我们再想办法调回来抚养儿子,也为父母尽孝。父母为我付出的最多,对父母的恩情我永远也报答不完。我总结了一句话:林业是条线,围着儿子转,这就是我当妈妈后十几年的生活轨迹。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加上贵人的帮助,我们从露水河林业局调到河北省杨村师范学校,又在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指导下,技术归队,调到河北省廊坊地区林业局,我爱人调到廊坊市水利局。在1980年我们二人同时调到天津市园林局,实现了我的专业理想,也完成了我十几年的愿望,回到了我父母身边,实现了和儿子的团聚。我为儿子报考大学填志愿去学校开了第一次家长会。儿子品学兼优,我认为好学生才应该上师范,否则教学质量会一代不如一代。儿子顺利地考上天津师范大学。我们还为儿子娶妻生子尽到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同时也为父母尽到了应有的孝道。享受了天伦之乐,共同在一个户口本上过了十年的幸福生活。后来父母去去世了,儿子也分户另过了。

我一生先后曾在北京、吉林、河北、天津六个单位工作。工作中始终认真、尽职尽责、无怨无悔。但在对待家庭、孩子、父母总觉得欠了一份情,负了一笔债。一个人一生不会处处顺利、事事完美。虽然经历过心酸痛苦,流过眼泪,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我儿女孝顺,弟弟妹妹和睦相处,老朋友之间交往密切。我已经学会了平板电脑的使用,生活内容丰富,精神充实。退休后的生活是满足和幸福的。